華夏時報記者劉詩萌 北京報道

　　自從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后，2024年，這一高層會議再次延續了這一宏觀基調。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打好政策“組合拳”。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完善部門間有效溝通、協商反饋機制，增強政策合力。把經濟性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統一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統籌政策制定和執行全過程，提高政策整體效能。與去年相比，“監管”首次被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中央從2021年開始已經強調要加強政策的統籌協調，2022年明確提出要做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的重點工作。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把非經濟性的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強調各個政策協同配合時又增加了“監管”，是此次會議在宏觀調控方面的創新之處，其含義不言而喻。

　　“監管”首次納入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對宏觀政策基調的闡述中，提出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并強調了加強政策工具創新和協調配合。而今年對宏觀調控基調的表述有所增加：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守正創新、先立后破，系統集成、協同配合，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

　　董煜指出，過去或只說“穩中求進”，或是兩到三句的組合，這次的表述意味著下一步面對復雜局面，在指導方法上要更加講求平衡。其中的兩兩組合均有特定含義，“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在今年繼續沿用這一“進”和“穩”的關系，本身就是最清晰的指向；“守正創新、先立后破”，是因為今年的“立”和“破”中加入了落實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任務，需要更好把握“變”和“不變”的界限；“系統集成、協同配合”，則意味著會增強工作的綜合性、系統性。

　　其中，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而今年延續了對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環保等領域的強調，將“科技”換成了“貿易”，另外增加了“監管”。

　　“在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上，會繼續推進已經連續開展兩年的評估工作，防止一些收縮性政策干擾經濟工作大局。特別是這次強調政策協調配合時，專門將‘監管’納入，這是過去沒有過的。”董煜說。

　　轉變悄然發生

　　事實上，已經有一些領域對此作出了優化調整。

　　例如連續兩年被納入評估的環保領域，《華夏時報》記者注意到，9月生態環境部發布了《生態環境部門進一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要對正面清單內的企業減少現場執法檢查次數，對守法企業無事不擾；定期清理規范生態環境領域涉企收費事項，嚴禁以生態環境保護名義向企業攤派；嚴禁生態環境領域“一刀切”，不得為突擊完成年度環境質量改善目標搞限產停產，嚴禁為應付督察等采取緊急停工停業停產等簡單粗暴行為。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國家層面制定宏觀生態環境保護戰略時，始終強調以高水平的生態環境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但從目前來看，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的通道尚未完全打通，部分省市和基層政府在貫徹執行國家生態環境保護戰略的過程中，往往釆用“先破后立”的做法，對一些小散亂污企業釆取了較為簡單粗暴地關停并轉措施，沒有及時引導地方高耗能、高排放的“兩高”類的企業和項目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這些偏激的做法實際上對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他進一步指出，當前國家生態環境主管部門正在持續發力，從頂層政策設計上和環保監管執法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均做出了一些優化調整。以中央環保督察為例，從過去大張旗鼓、暴風驟雨式地督察、問責和查處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調整為糾偏地方政府和幫扶企業為主，潤物細無聲地指導地方政府和企業落實治污的主體責任，完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實際上也是響應黨中央優化營商環境的號召，和宏觀的經濟政策形成合力，踐行以高水平的保護促進高質量的發展、實現高品質生活。

　　增強預期管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幾年間，“預期”一詞常常出現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宏觀政策基調的表述中。2022年的會議提到要“從戰略全局出發，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綱舉目張做好工作”，2023年的會議提到要“切實增強經濟活力、防范化解風險、改善社會預期”和“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今年的會議又提出要“加強預期管理，協同推進政策實施和預期引導，提升政策引導力、影響力”。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張軍擴在2024國土經濟學會年會上表示，要進一步增強政策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相關調查顯示，影響企業家預期和信心的最大因素，并不是市場環境的變化，也不是相關政策的必要調整，而是政策環境的不穩定或者難以預期。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會使企業家具有長遠眼光，進行長期投入。如果沒有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換金，耐心資本的培育壯大也會面臨較大困難。

　　董煜建議，今后要把預期管理放到宏觀經濟治理最重要的位置，無論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是投資政策、消費政策、民生政策，在政策力度、發布節點、宣講方式上，都應該圍著預期來，讓政策從前端到后端都能精準地“踩點”，這樣才能讓政策更好落地、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