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財經了解到，在過去17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聯儲一直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參與者，在金融體系下投入數萬億美元的安全網、提供近10年的超廉價資金、在COVID-19疫情期間跳過紅線，并更多地研究股票和氣候變化等領域。而現在，美聯儲的工作再次變得平淡。

這種擴張性的角色現在已經縮小為一種簡短的政策聲明、一場有關利率的實質性辯論、債券儲備的減少，以及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被人們記住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他既是帶領美國度過了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的人，也是讓美聯儲工作再次變得無聊的人。

圣路易斯聯儲前行長布拉德(James Bullard)所在的決策團隊見證了美聯儲在2007-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作用擴大，見證了美聯儲在疫情期間的作用再次迅速擴大，如今又見證了美聯儲逐漸回歸正常。

布拉德說，近年來，“我們不得不回到那種強力對抗通脹的方式，這讓人想起過去，那時你不用擔心利率零下限，也不用擔心資產負債表政策。”“在這方面，這是一種普通常態。時代變了。”

現任普渡大學米奇丹尼爾斯商學院(Mitch Daniels School of Business)院長的布拉德將于周一在華盛頓的一個會議上致開幕詞，主題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框架，以及實現其促進物價穩定和最大就業使命的策略。

盡管唐納德·特朗普在11月5日的大選中獲勝給美聯儲帶來了所有潛在的爭議——例如，有跡象表明，這位美國當選總統可能會試圖解雇或削弱鮑威爾，從而重新點燃他與鮑威爾在第一任期內的不和——但框架討論強調了另一種可能性：隨著通脹得到控制，經濟增長，利率處于較長期的歷史區間，美聯儲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退居幕后，其對通脹的穩定關注現在是下屆政府維持的重要事情。

超低利率已不再需要

特朗普最初挑選的經濟團隊成員都比較傳統。由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在華盛頓組織的這次會議包括美聯儲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的主題演講。沃勒是特朗普在白宮第一個任期內任命的，他和美聯儲理事米歇爾·鮑曼(Michelle Bowman)一樣，將在鮑威爾2026年5月任期屆滿后，為新的領導層提供一個內部選項。

與鮑威爾相一致，沃勒一直是對抗通貨膨脹的主要力量，并引導美聯儲系統遠離氣候變化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受貨幣政策的直接影響，并引發了與國會一些共和黨人的緊張關系。

在改革美聯儲目前的政策框架方面，沃勒可能也會發出強有力的聲音。2020年采用的政策框架將美聯儲帶入了一個新的領域，許多人現在認為，這個領域與當前的經濟環境不合拍。

當年疫情的爆發導致了廣泛的失業，并使勞動力市場的康復成為美聯儲官員的首要任務，他們決心不讓2007-2009年危機后緩慢的就業復蘇重演，許多人認為那次危機導致了失去的十年，給一代工人造成了創傷。長期疲軟的通脹和處于歷史低位的利率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停滯的擔憂。

2020年框架試圖通過對“廣泛和包容性”就業的新承諾來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因為人們預期利率將保持在低位，并“比過去更頻繁地”接近零水平。

“零下限”是美聯儲官員們面臨的一個難題：一旦利率降至零，進一步支持經濟的選擇就只剩下糟糕且政治上困難的選項了。可以將利率降至負值，這實際上是對人們的儲蓄征稅，也可以采取其他非常規措施，如大規模購買債券以抑制長期利率，并承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低利率。

2020年美聯儲的解決方案是承諾高通脹時期來抵消價格增長疲軟時期，其政策制定者希望這將使通脹保持在美聯儲2%的平均目標。由于各種原因，隨之而來的是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這促使美聯儲在2022年和2023年大幅加息。不管這對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前景意味著什么，它也可能使整個經濟擺脫了停滯，并使財政和其他政策重新占據主導地位。

TradeStation全球市場策略主管大衛·拉塞爾(David Russell)說，“經濟和股市再也不需要超低利率了”“未來，貿易和稅收政策可能比貨幣政策更重要。”

先發制人是“必要的”

目前，美聯儲官員認為，與疫情前相比，通脹壓力將保持在較高水平，且利率將遠高于零，這樣他們可以通過上調和下調利率來實現目標，就像在17年前“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引發非常規手段之前央行官員所做的那樣。

如果出現足夠大的沖擊，這些工具仍在手邊，它們可能會重新回歸。例如，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即同時通過關境稅提高進口價格、通過降低稅收刺激支出，并通過限制移民來限制可用工人的數量，可能會動搖美聯儲認為目前既健康又平衡的經濟水平。

但越來越多人認為，美聯儲目前的框架過于適應2007-2009年危機后10年以及疫情時期的環境和風險，需要在通脹問題上回歸更為謹慎的立場。

美聯儲工作人員的研究表明，這種立場無論如何都能給就業市場帶來更好的結果，回歸到在通脹根深蒂固之前便加以抑制的老派理念已重獲青睞。

經濟學家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在9月為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會議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寫道，“先發制人的貨幣政策行動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要的”。他們寫道，美聯儲“不應該刻意尋求一個炙手可熱的勞動力市場”，因為生硬的貨幣政策工具“不能……減少貧困或應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鮑威爾似乎已經預料到了未來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也不是不受歡迎的，因為這些變化表明，美國已經不需要美聯儲的特別支持了。在擔任央行行長的頭幾年，鮑威爾對美聯儲的特別支持并不完全滿意。

在疫情期間將美聯儲的權力推至極限之后，他可能會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一個更加專注和聚焦的機構。

鮑威爾上月在達拉斯表示，“20年的低通脹在我們制定框架一年零四個月后結束”，他指的是回歸更為“傳統”的央行風格，他稱，“我們是否應該改變框架，以反映現在更高的利率，以至于我們過去所做的一些調整……是否不應該再是基本情況了?”